《中国艺术》（Chinese Art）是西方早期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文献，1958年在纽约出版，上下两卷。作者William Willetts（魏礼泽）（汉学家、西方艺术史家）从中国的地理特色着手，系统梳理了玉器、青铜器、漆器、丝绸、雕塑、陶瓷、绘画、书法、建筑等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。他坚持客观描述作品的方法，“并不对所讨论器物给予美学价值论断，而是让器物自己说话”。
“让器物自己说话”，与观复博物馆“以物证史”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也是我们选择翻译此书的原因。此次我们邀请到美国CCR（Chinese Cultural Relics《文物》英文版）翻译大奖获得者对此书进行正式专业的翻译，译者也是MLA（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索引数据库）和AATA（国际艺术品保护文献摘要）收录的美国出版期刊Chinese CulturalRelics的翻译团队成员。
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，此次翻译将存疑处一一译出，其后附有译者注。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本书，在绚烂璀璨的器物中，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辉煌。
《越绝书》是汉代公元一世纪作者袁康的著作，里面纪录了公元前五世纪南方楚国国王和他的大臣，风胡子之间的对话。其中提到了一些上古的神话人物，大臣说：“轩辕、神农、赫胥之时，以石为兵，……至黄帝之时，以玉为兵，……禹穴之时，以铜为兵，……当此之时，作铁兵”。
我们今天必须承认，这种看法非常有洞察力。这一看法与卢克莱修（公元前98-前55年）的看法不谋而合，石器、青铜器和铁器一个接着一个被古人使用（《物性论》1283-88页），但中国古人的看法插入了一种卢氏根本不知道的物质；这就是玉。中国古人的观点也很早预示了人类物质文化三个时代的理论，直到1836年才由C.J.汤姆森（Thomsen）提出。甚至可以说，中国古人的看法暗示了阿芙波利（Avebury）勋爵的石器二分法，即从形态学和技术角度将石器划分为旧石器和新石器。旧石器包括薄片技术制作的器物，新石器包括一些经过抛光加工或打磨的器物，同时采用了薄片工艺之外的技术。这或许是袁康在区分石玉时所指的意思。
当然，这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。所以赫斯（Hirth）通过上文所得出的方法论谬误，说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有一个“软玉时代”，并认为软玉时代是公元前三千年后半段，是很明显的。这种说法既没有社会学和技术上的意义，也没有断代价值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能表明玉器的使用在当时的社会非常普及，取代了其他石器，那还有点意义。但这种取代不曾发生。所有的证据都显示，这种美丽而坚硬的石头在史前中国非常难得，比此后任何时代可能都少见，只有最富有的阶层才能用得起。虽然史前的中国人毫无疑问知道玉的存在，也非常珍视玉，但玉的引入没有导致任何社会意义的变化，也并不标志着青铜与黑铁时代的到来。
再说，要在石器时代后面加上一个“软玉时代”，这种概念是模糊的，因为玉就是一种石头，只是特别的石头而已（玉属于蛇纹石和透闪石，译者注）。旧石器和新石器的术语，我们曾说过，代表了两种典型不同的石器技术；但我们也可以为了实际需要，将石器时代划分为旧石器早期和新石器晚期，至少在中国的情况里面是可以这样划分的。我们都承认，玉是在新石器时代进入中国的。玉雕也是新石器石器技术的一部分，而且是其中的技术集大成者。但我们不能把新石器时代和“软玉时代”划等号，不能因为当时使用了玉器就划等号。而且，我们更加不能把玉器雕刻技术作为新石器工具技术的典型代表；大量的新石器器物是由更加粗糙的方法制成的。最后，我们必须指出，玉器自从引入中国以来，一直使用至今。“软玉时代”不能指代任何中国历史的时期。
